【再审判决书的论证路径：“疑罪从无”】

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判决书，没有提到赵志红，是根据案件自身的证据，得出“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”的结论，依法宣告无罪。这种“疑罪从无”的路径，虽然显得不够彻底痛快，但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，并具有重大标本意义。不是所有的冤案，都具有“亡者归来”、“真凶落网”的幸运，更多的，则是一些已申诉多年的“疑案”。对这些案件的态度，才是对中国司法和法治的真正检验。如果对一切“疑案”，都能够按照“疑罪从无”原则，宣告无罪，则中国司法和中国法治就迈进了一个新时代。

【“草菅人命”的司法状态必须终结】

聂树斌案异地复查，呼格吉勒图案件宣告无罪，让法律人在严冬天里感受到一丝暖意。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，但两个年轻的生命，用什么能够补偿?积年累月的申诉和司法机关的冷漠延宕，使申诉人乃至国家和司法的自身信誉，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。痛定思痛，痛何如哉!仍需追问的是：司法真的汲取教训了吗?这种草菅人命的司法状态彻底终结了吗?

冤案不断平反，是司法进步的好迹象。但如果司法仍以这种粗疏野蛮的状态运行，就会旧冤未平，又制造出新的冤案。刑事司法，涉及公民的生命和自由，必须走向精密和人道的“新常态”，否则，人人都可能成为冤狱的受害者。

【还有多少沉冤有待昭雪】

呼案宣告无罪，聂案异地复查，是值得法律人欣喜的积极事件。聚全国法律人、媒体人之力，多年努力建此一功，说明冤案平反在中国何其艰难。由于赵志红、王书金的出现，呼案、聂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，仍有其幸运的一面。更多的冤错案件，例如福州陈夏影案件、莆田许金龙案、海南陈满案、江西李锦莲案等等，还没有这种“真凶落网”、“亡者归来”的幸运，仍然在苦苦地申诉，再审遥遥无期。喧嚣之后，希望更多的法律人，更多去关注以下这些申诉积年的冤错案件。由于没有“真凶落网”、“亡者归来”，这些案件可能缺乏戏剧性和新闻点，但在中国，它们才是冤案中的大多数。对这些案件的态度，是对中国司法和法治的真正检验，也是对所有法律人的考验。如果对一切“疑案”，都能够按照“疑罪从无”原则，宣告无罪，则中国司法和中国法治才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。

【问责，仍须遵循法治】

据悉，内蒙古公安厅已成立调查组，开始依法调查1994年侦办呼格吉勒图案的所有警员，包括当年主办此案的公安机关主要领导。这是有必要的，违法者不付出相应的代价，就不足以惩戒后来者，也就谈不上公正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调查和问责也必须以法治的方式进行，不要企图以非法的方式来获得正义。想当年，佘祥林案问责，民警潘余均被湖北省纪委工作人员带至武汉市黄陂区隔离审查，4天后自缢身亡，导致对其他办案人员的问责也不了了之。希望这样的现象，不要再出现。

【呼格吉勒图案，国家赔偿是否包括精神抚慰金】

《国家赔偿法》第三十五条规定：“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，致人精神损害的，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，为受害人消除影响，恢复名誉，赔礼道歉;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。”第六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害的公民死亡的，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。”

结合上述《国家赔偿法》第六条第二款、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受害的公民死亡，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，赔偿范围应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。

受害的公民死亡，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是否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?学术界对此意见不一。有学者提出，精神损害赔偿在其本质上乃是属于债权，并且具有财产性质，应当同其他财产一视同仁，得为继承之标的。也有学者持“继承否定说”，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有“人身专属性”，认可系近亲属固有而非继承自死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。

后一种理解更合适。因为，根据精神损害赔偿的原理，精神损害赔偿权不能让与和继承，种种精神抚慰金，应理解为被害公民的近亲属所固有的一种权利，是其应得的赔偿。

国家侵权行为不仅仅给受害公民带来精神痛苦和损失，也给其近亲属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，特别是受害公民已经被执行死刑的案件。这种精神损失和痛苦独立存在，不应该被忽视或抹杀。如果受害人死亡，基于人身权利的专有性，精神损害赔偿已经不能达到对受害人本人的精神抚慰、补偿目的，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因此而消灭。但是基于国家侵权行为对近亲属独立的精神伤害，受害人的近亲属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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